某个普通的晚九点，二号线最普通的一班地铁上。一个背着琴的男孩走进车厢，对着满车困倦的乘客说：晚上好，我给大家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说罢，便拨弄琴弦开始歌唱。车厢里都是被加班折磨得疲倦不堪的面孔，没有人打算为这个男孩的声音去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零钱，甚至都没有人愿意扭头去看他一眼。北京地铁上靠卖唱和乞讨来生活的人太多太多了。于是，这歌声就这么在车厢里绕来绕去，直到列车从漆黑的隧道中钻出，车窗外开始亮起来，歌曲也就这么唱完了。车门打开，男孩停下弹琴，抬起头对众人说：祝大家晚安，也祝我自己今天生日快乐。然后转身跑出去消失了。这时，我发现对面打盹的人们都同时张开了眼睛。

整整十年前的三月，在某个中午的某个三人聚会上。某个大眼睛的姑娘对我说她真的快要爱死某个男孩了。然后掏出一个淡绿色的BP机放在大家眼前，说这是那个男孩送给她的，接着那姑娘还特意按了下BP机上的按键告诉我们说：看，还是会震动的呢！我在旁看着她幸福的侧脸，心里在想如果哪天有个姑娘真的爱上我，我也该送她这么一个BP机吧，因为我也想要她幸福得对我如此死心塌地。但如今BP机已经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所以BP机承诺的爱情也注定就会被淘汰。那姑娘换了多少个男朋友，他的男朋友换了多少个姑娘，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了。

二零零五年夏天大学结束，那个时候物理系的毕业生像我一样对前途没有打算的人很少很少，除了Aiwill。我们无所事事，于是自然而然便互相靠对方来消磨时间。我们走遍了天津所有的街道，互相讲自己的故事，在有空调的收费图书馆里假装学习，吃买一送一的麦香鱼，去师范和财经里面看姑娘，还有猫进医大的实验室给死尸拍照。后来我们一起去总医院附近的一个高考复读班做老师，教物理数学。之后Aiwill爱上文科班的姑娘，每天，我们花50块钱打车，为了跟踪姑娘放学坐的公交车。或者周末的整个下午，我们都带着双筒望远镜躲在姑娘家的小区里。Aiwill是胆小的人，我是懦弱的人，所以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们最后也没敢在学校外叫住那姑娘说上哪怕一句话。那姑娘不过是一个高中生，可我觉得我们只能算两个小学生。

后来我们在人民公园破旧的厂房里排练乐队，日复一日的唱那首辱骂机械制图老师的歌。然后在天大的鹏翔学生公寓拍DV。直到今天，乐队仍然只有那一首完整的歌，DV也只有零散的几条。理想就这么被耐性和现实消磨得无影无踪了。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就连彼此也都失去了，连个道歉的机会也没有留给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