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老城那些横七竖八胡同里的年味总是要来得早一些。我能感觉到农历的新年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一进腊月就已经从周围院子毕毕剥剥的爆竹声中开始了。

    那时我还未曾上学，住在北城根兰家胡同八号，那是我姥姥她们李姓家族百十年来祖祖辈辈所居的大四合院，格局规矩完整，因为全是自家的亲戚，也和美，而且红火。从腊月二十三气氛已经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了。
    而北面隔壁的六号院却颇为冷清不堪，院落很小，也没有正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里面的住家大多都已经迁走，只剩下三十多岁的傻老姑一人住在破败不堪的西屋里，我还记得她家墙壁上糊满的发黄报纸和屋顶上裸露的腐败椽子。傻老姑这称呼从什么时候叫起来我不清楚，听四舅姥爷说她打小患病坏了脑子，之后一直些许痴傻，到后来连说话也不利落了。街坊们都喜欢拿她取笑，虽说并无恶意，但傻老姑这称呼不知从谁的口中就慢慢叫了起来，以至于兰家胡同里的老老少少见面都喊她傻老姑，每次她也这么答应着。
    后来有人给傻老姑说媒，嫁到了挺远的农村，一个宫姓的人家，还生过一个儿子。那儿子降生时七斤二两，倒也健康，只是正值三十晚上，按村里的旧习，更岁交子出生，那可不是个吉利的兆头。依着村里老先生的意思，给那孩子起名叫宫剑，说是这样命硬，兴许管用。可这迷信终归还是应了验，那孩子四岁的时候仍旧被老天收了回去，也正是个大年三十的晚上。说是那夜大人们酒过三巡的时候，发现孩子一人在里屋炕上被一颗核桃卡在嗓子里憋死了，七窍生血，样子惨不忍睹。傻老姑经过那些刺激也变得愈加痴傻起来，之后那宫姓人家便找了个日子把傻老姑送回了六号院。而那事儿后来传得挺邪，于是街坊们也开始不喜欢搭理傻老姑了。只有胡同里的孩子们有时三五成群，冲着迎面过来的傻老姑唱“傻老姑，掉了魂儿；丢了汉子死了儿”。每每这时，也总会有院子里的大人探出身来呵斥几句，孩子们就散了。
    后来的两三年六号院的大门多是紧锁，傻老姑独自住在里面仿佛和整条兰家胡同渐渐的隔离了一样。街坊平日的谈资也开始少了一个话题。只有到年关的时候，六号院大门上某日出现倒挂的福字，人们才会突然想起兰家胡同里还有这么个住户。
    夜班的二舅说，六号院的福字是傻老姑在大年二十九的半夜贴出来的，那也到了非贴不可的日子了吧。那个时候兰家胡同的其他院子早已经被红火的灯笼、对联和吊钱装扮起来了，而六号院大门上那个看似应景的福字，此时却也带着几分悲凉。

    三十晚上是老城最热闹的关头，尤其姥姥屋那台座钟敲响十二点的时候，整个老城的喧闹声、爆竹声猛然愈加震耳起来，夜空也被飞舞的烟花映成红色。胡同里各院的院灯，早已换上百瓦的泡子，照得四壁通亮。此时，已经再没有人会去在意六号院和傻老姑，虽然那院的灯始终没有点亮，就这么在黑暗里安静着。

    人们的热情通常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胡同外街上仍有遥远的爆竹声连绵不绝，但也开始微弱了起来，院子里的亲戚也悉数归屋，院灯摇曳中，红色破碎的炮屑已经铺满了整个院子，我迈出屋门踏在上面只感觉醉人的火药味扑面而来，四周房屋的灯光透过玻璃上的吊钱把整个视野映出一片红晕，远处的鞭炮声已经消散，那种气氛似乎全世界都开始笼罩在一种无限的慵懒和幸福之中，这就是我心中那个等待了多日的春节吧，我此时也像屋内那些酒后的大人一样醉醺醺起来。“嗵”的一声，我突然被这一下近旁孤独的爆竹声惊醒，只见隔壁傻老姑院子里的一只二踢脚噌的一下伴着火光飞进了寂静黑漆的夜空，嘶嘶的尾音中似乎还和着几声抽泣，真实的就在我耳边。我知道我又等到了每年春节傻老姑为他儿子的祝福了。